2月7日，在北京看了赖声川赖声川vs王伟忠的《宝岛一村》。之前已经听了无数的人对于该剧的好评，看了，感动了，跟着笑，跟着酝酿眼泪……

最感动的是，当剧终人散的时候，那经久不息的掌声，现场艺术的魅力确实能够让观众也有一种参与的感动。

感谢这部作品，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对于国军老兵以及眷村的一点点的了解，我想想我知道的几个台湾老兵的故事。

第一个老兵，是我爷爷的表哥，一个怀有三民主义理想的年轻人，随着1949的大溃败去了台湾，流下了老婆孩子，后来老婆改嫁，孩子被我爷爷他们几个兄弟带大——

我很小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吧，这个老兵辗转泰国香港回到大陆探亲。

我能够记起来当年村里老人们的激动，宗族出面摆起了流水席，然后小辈们们和这位老兵纷纷合影，至今家里还有一张父亲抱着我和这位老人家的合照。

之后，这个国军老兵走了，带着对妻儿的愧疚，父亲后来偶尔给我说起，这位老兵在台湾就住在所谓的眷村里，挺艰难的，后来就在那里娶妻生子了，日子也过的艰辛——

第二个老兵，是爷爷的表格参加国军的时候一起拉去的，对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也是我们的宗亲，90年代曾经回来探亲，探亲的时候很低调，我没有见过，后来听说回台北后就去世了。

第三个是一个徐姓老兵。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辗转回来探亲后就不愿意回去了，据说当时带着几万块积蓄。

很有一些悲惨的是，回来后被其亲属把钱都花完了后没有人养老，徐州统战部门后来把他安排在一个学校看大门，一个月几十块钱，生活艰难。

等我爷爷的表哥探亲后，我表大爷那里就成了附近的台胞和家里联系的一个点，徐姓老兵的囧境被台湾那边的徐州老乡会得知后，又给带回台湾了。

过程相当离奇，据说当年找了台湾华视的一个记者，然后辗转找到了我那个表大爷找到徐姓老兵，然后带着这个老兵从徐州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去了东南亚，然后回到台湾——

又据说当回去的时候李登辉已经上台，老兵们的待遇开始得到了提升。

徐姓老兵从村里到徐州是我父亲送的，之后数年，我父亲屡次被审查，也算是受到一些牵连吧。

更多两位老人关于眷村生活的描述，都随着时间被慢慢的淡忘了。

之前看了《台湾那些年》的书，感觉台湾的变化和内地的变化很像，相差不到十年；更何况这么多年在台湾流行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对于台湾其实并不陌生。

和朋友一起看完《宝岛一村》后，非常想说一句话：我们长大的地方，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或许是很多和我一样年轻的受众能够对这样一部反映上个世纪国军老兵以及家眷们生活感兴趣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一贯讲究的落叶归根，讲究的是父母在不远游，讲究的是团员——那些老兵是因为内战离开的故土，而我们，我们这些人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而离开了长大的地方——

我们，以及更多的人，都曾经有过外面的世纪很精彩的想法，我们参军考学或者打工等等手段离开的故乡，到大城市去——

于是，我们开始慢慢感受到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可是，可是，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大片，看话剧，听演唱会，喝咖啡，喝红酒的生活，我们可能没钱没房没车，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很丰富，让我们再回到那个还有一些封闭的故乡，真的不可能，也不可以了。

于是。

我们一边感慨，一边前行；

我们一边惆怅，一边奋斗；

我们一边声讨房价油价，一边饥不择食的购房买车——

我们就好像悬浮在空中的粉尘一样，拼命的想要离开地面，可是却总要够不到天空，我们是没有根基的浮萍；和眷村里的那些老兵的命运一样，只能期待第二代们，未来，他们一定能够打破这浮萍的宿命，能够融入天空。

我们能够做到吗？

老兵们的时代早已经接近尾声，眷村第二代早已然过了巅峰——

第三代，第三代已经没有了眷村——

原来，海峡两岸，殊途同归啊。

就好像，我总想找到那顶我最喜欢的帽子，可是，无论我翻箱倒柜的寻找还是跑遍了商场超市，但是我总是找不到那顶我最喜欢的帽子。

我最喜欢的帽子，永远是那顶找不到的帽子。

那顶帽子，在青涩的回忆里吗？或者，仅仅是梦里出现过？